您的位置:主页 > 网站首页 >

原来在中国的公益慈善行业里

时间:2018-09-06 23:14来源:未知 点击:

实际上,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误解,因为对于慈善业而言,参与者越多提供的慈善越有效,才越容易获得高的支持率。而通过国有化或者官方垄断慈善事业,将会造成慈善供给的缺乏和低效,反而会加深矛盾,降低支持率。因此,重要的是实行慈善领域的改革开放,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,并且引进外资,这些经济改革上成功的经验一样可以启发慈善公益领域。改革制度鼓励富人和洋人进入慈善领域,不仅有助于慈善事业,也将有助于政府赢得更多的掌声。 (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)

雅礼是yale的音译,雅礼中国关注医学研究和教育,成立了雅礼中学、雅礼大学(之后迁至武汉并同另外两所教会学院合并,改称华中大学)、以及现在还在持续运行的湘雅医学院。1951年至1954年间,雅礼协会被迫撤出大陆,其后资助钱穆在香港的新亚书院,向新亚书院来美进修的教师提供奖学金。

我在华府遇到一位耶鲁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约翰,约翰后来提及自己准备参加一个yale-china的项目。我由此发现这个雅礼协会”(yale in china association)在中国已经有百年行善的历史了。

而且回顾历史,也很容易找到富人行善的印迹。傅国涌在《前辈曾经的境界》一文中提到近代实业家穆藕初先生的事迹。1920年,捐出5万银元成立一个穆氏奖学贮金,拜托蔡元培、胡适、蒋梦麟、陶孟和从北大毕业生中选学生去西方留学。罗家伦、段锡朋、周炳琳、康白情、汪敬熙、江绍原受惠于此。在抗战时期,这些毕业生们集资设立了穆藕初先生奖学基金,后物理学家杨振宁曾得此奖学金。

最近我还遇上另外一件事情,让我对中国的慈善问题有了一些新的感触。原来在中国的公益慈善行业里,早就已经出现过改革开放。在新中国成立之前,实际上公益慈善业已有两股重要力量。一股力量是自中国传统文化而出的与人为善,另一股力量就是来自海外的慈善公益组织。

实际上不管是富人行善还是洋人行善,所遇到的困境如出一辙,即与国有化慈善形成冲突。而慈善公益事业之所以被国有化,乃是官办福利思路影响下,认为慈善业是民心所向的竞争,私人和外资ngo会影响政府的支持率。

跟雅礼协会的湘雅医学院一样,受助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协和医科大学,差不多是翻版命运。协和医科大学的前身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7年创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。为了避免政治上的争议,这些海外ngo选择了相对而言争议较小的医疗领域。但饶是如此,依旧受到诸多限制。

实际上不仅是历史上中国富人行善的传统源远流长,即便是在当下ngo发展并不怎么有利的环境中,依旧有富人行善的出色事迹。上海的能近公益基金会是中欧商学院的一群毕业生创立,富而有心,帮助青海的先天心脏病患儿施行手术。而这些患儿原本属于民政部一个为期两年的资助项目。但在民政部项目到期后,依旧有患儿未完成手术。能近公益基金会接手了后续患儿的手术费用。

不管以怎样严苛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富人,富人行善的传统其实并没有中断。有些富人可能是在家乡做好事,而不一定被全社会所知。是以不管历史如何变迁,行善的事迹和方法发生如何巨大的变化,这种与人为善是人性中的一面,都会在历史长河中泛起涟漪。

1980年9月雅礼协会重返大陆,开始湖南医学院和耶鲁大学之间医务人员的交流。同年,两名英语教员也被派往武汉大学。这项交流继而扩大到华中师范大学。但时过境迁,雅礼协会不再寻求恢复对原属机构的管理,工作重心也转移到在医学及研究方面开展短期的教育交流,同时恢复在中国的英语教学项目。

前一段时间跟茅于轼老师谈到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问题,茅老提到一点,中国富人群体目前担心露富遭受嫉恨,所以不愿意捐款,成了慈善事业的障碍。在这个前提下,茅老指出、类似壹基金这样的小额捐赠或是未来中国慈善的出路。我当时有一点不同的看法,我认为中国富人的行善传统一直存在,即便是在目前情况恶劣的条件下,中国富豪的捐赠意愿也很强烈,只是有诸多体制性的障碍阻碍了他们行善。